如果用一个关键字来概括2016年中国金融监管，那就是“严”。为了守住“不爆发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这条底线，2016年各监管机构轮番上阵不断加码金融监管。
这背后的逻辑是实体经济不断下行，资金却“脱实向虚”助长了金融的一派繁荣。但这虚假繁荣的背后蕴藏着巨大的风险。2016年，我国的股市、汇市、债市、楼市都相继发生了剧烈的震荡，“抑制资产泡沫”、“防范金融风险”成为贯穿金融监管的主旋律。
监管持续加码
回顾2016年，金融去杠杆成为贯穿监管的主旋律。一行三会相继登场，密集推出了一系列新规，加码金融监管。
首先，央行打响加速金融监管体系改革的“第一枪”，也为接下来各监管机构加强监管提供了基本的政策框架。
2015年12月29日，央行宣布从2016年起将现有的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和合意贷款管理机制升级为“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以进一步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更加有效地防范系统性风险，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
2016年2月26日，央行行长周小川在g20会议的记者会上表示，我国的金融监管体制在危机中也有一些不令人满意的表现，特别是2015年中国金融市场出现的一些动荡也促使我们反思金融监管体制需要做出调整，目前此问题还处在研究阶段。其中一个因素是要考虑新的监管体制是否有利于宏观审慎政策体系的有效运行和政策框架的执行。
在业内人士看来，mpa有利于防范金融风险，减少监管套利。当前利率市场化改革初步完成，存贷比也已取消，银行利用信托、基金子公司、券商资管等通道经营资产业务较为盛行，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及合意贷款管理机制已难适应当前混业经营的新形势。
央行表示，新引入的mpa体系更为全面、系统，重点考虑资本和杠杆情况、资产负债情况、流动性、定价行为、资产质量、外债风险、信贷政策执行等七大方面。这意味着升级为mpa后，从以往的关注狭义贷款转向广义信贷，将债券投资、股权及其他投资、买入返售资产等纳入其中，有利于引导金融机构减少各类腾挪资产、规避信贷调控的做法，压缩监管套利空间，降低融资成本。另一方面，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升级意味着市场期待的混业监管体系改革正在提速。未来央行协调监管职能将会得到加强，即将开启全面混业经营的时代。
在此基础上，2016年5月，为严控表外风险，证监会加码基金子公司监管。先后下发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子公司管理规定》、《基金管理公司特定客户资产管理子公司风控指标指引》和《证券期货经营机构落实资产管理业务“八条底线”禁止行为细则》，要求各类资管计划大幅降杠杆且提高其设立门槛和监管力度。
2016年5月27日新三板分层方案正式落地，并于6月27日正式实施，分层标准更强调企业管理的规范性并且层级之间的流动也更加频繁，金融监管日趋规范。
银监会方面，2016年7月关于银行理财业务监管新规正式出炉，相比2014年的意见稿，新规通过划分理财类型(基础类和综合类)的形式提高了非标以及权益资产的准入门槛，一定程度上将影响理财资金入市和进行非标投资;加强监管，阻塞了部分业务通道;禁止分级产品和资金池业务的开展，同时明确要求商业银行不能托管本行发行的理财产品。整体来看，新规监管的大方向还是金融去杠杆，通过限制投资范围、限制通道、降低期限错配等措施防范金融风险。
保监会方面继续强化万能险监管。2016年以来，为了规范万能险业务发展，落实“保险姓保”的政策理念，保监会密集出台了《关于规范中短存续期人身保险产品有关事项的通知》、《关于进一步完善人身保险精算制度有关事项的通知》和《关于强化人身保险产品监管工作的通知》等多项规定，对万能险的规模、经营管理等进行了限制和规范。并且针对互联网保险领域万能险产品存在销售误导、结算利率恶性竞争等问题，先后叫停了前海人寿、恒大人寿等6家公司的互联网渠道保险业务。
为了进一步实现“去杠杆、防风险”的意图，临近年末，央行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再升级。2016年12月19日晚，央行宣布2017年一季度开始，正式将表外理财纳入mpa考核。
央行相关负责人在答记者问中解释了这一决定的初衷：当前未纳入mpa的表外理财业务增长较快，部分银行的业务还潜藏着一些风险。一是表外理财底层资产的投向主要包括类信贷、债券等资产，与表内广义信贷无太大差异，同样发挥着信用扩张作用，如果增长过快会积累宏观风险，不利于“去杠杆”要求的体现与落实。二是目前表外理财虽名为“表外”，但资金来源一定程度上存在刚性兑付，出现风险时银行往往不得不表内化解决，未真正实现风险隔离。因此，为了更加全面准确地衡量风险，引导金融机构更为审慎经营，需要加强对表外理财业务的宏观审慎评估。
去杠杆的背后逻辑
种种迹象表明，2016年我国金融监管在不断从严。齐鲁资管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认为，当下金融监管趋向严厉的逻辑是经济下行中金融的虚假繁荣，不仅无助于实体经济的止跌，而且会带来更大的金融泡沫，诱发系统性金融风险。
各种数据表明，实体经济面临着危机。根据中国社科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的研究，截至2015年底，我国债务总额为168.48万亿元，全社会杠杆率为249%。其中，非金融企业部门的问题最为突出，其债务率高达131%。2016年上半年信用风险集中爆发，前8个月就有接近250亿元的债券发生实质性违约，其中七成来自央企子公司和地方国有企业。东方资产上个月发布的《2016：中国金融不良资产市场调查报告》显示，2016年前三季度银行不良贷款率1.76%，仍在攀升，预计全年不良贷款率在2%~3%。
但与实体经济的萧条不同的是，我国的金融业却在快速地繁荣壮大。有机构发布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之比为8.5%，2016年上半年这一数字则上升至9.2%。而2007年之前，中国金融业增加值的gdp占比在5%左右，2008年后逐步走升。英国、美国的相关数据则分别为8%和7%左右，日本和欧盟低于5%。
周小川在2016年3月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6”上曾经指出，从博弈论的角度来看，金融业和实体经济的关系可以是双赢，也可以是零和博弈，也可以是双输，金融业不发展，无法提供普遍服务，至少实体经济会受限制。此前，他也强调，中国要防止金融市场泡沫。中国应该均衡其各项政策，以满足各种目标。
李迅雷认为，中国在第三产业gdp占比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情况下，金融业却拔地而起，这就是畸形发展了。
2016年，我国的股市、汇市、债市、楼市都相继发生了剧烈的震荡，5月9日，权威人士在《人民日报》撰文称，“要避免把市场的这种‘超调’行为简单理解成只是投机带来的短期波动，而要从整个金融市场的内在脆弱性上找原因。”
文章指出，其中，高杠杆是“原罪”，是金融高风险的源头，在高杠杆背景下，汇市、股市、债市、楼市、银行信贷风险等都会上升，处理不好，小事会变成大事。
权威人士还强调，当前，最重要的是按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积极稳妥推进去杠杆。在利用货币扩张刺激经济增长边际效应持续递减的情况下，要彻底抛弃试图通过宽松货币加码来加快经济增长、做大分母降杠杆的幻想。对各类金融市场存在的风险隐患，金融监管部门要密切配合，摸清情况，做好预案。
央行在2016年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多次提及要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在三季度的报告中则再次强调“抑制资产泡沫”和“防范金融风险”。这也成为了贯穿2016年金融监管的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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